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他还强调，历史研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回顾中华民族文明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延续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历史感”。据史料记载，早在商朝就设有巫史之官。到了周朝，史官不仅已经独立出来，而且职能划分已经十分细致。《周礼》中说，周有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其中既然有记天子之事的史官，也有记各诸侯之事的史官，还有记言的史官和记事的史官。鉴于历史的重要性，中国古圣先哲非常强调“彰往而察来”，周朝“敬天保民”的思想正由此而来。到了汉朝，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念。唐朝时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观念更加强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明确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意思是说重视历史对于生民百姓和国家统治都至关重要。时至清朝，龚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清末民初，以梁启超和章太炎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大力提倡“民史”史学观，“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可见，重“史”而悟“道”，促进社会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红线。

　　从时间维度来看，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正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生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或个人缺乏历史感，就会妨碍他“采取理智的行动”从而迷失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地指出，人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这是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依赖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及各种资源才能创造历史。这造就了“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显然，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就是探索当代中国发展道路要首先面对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也主张历史研究中要力求“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寻求“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尊重历史，承认历史，在总结历史中国的成败经验中不断推动历史进步，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取得重大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毫无疑问，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得益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8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展史的丰富历史滋养。

　　可见，历史是不能任意选择的“珍贵遗产”，一个民族的历史恰恰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当代中国是从历史中国中延续和发展而来的，观察历史中国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视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不了解历史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文化变异与再造，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主要矛盾、理想抱负和道路选择。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稳、走实需要有更加强烈的“历史感”。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准确把握我们从哪里来，走向何方的“历史逻辑”，才能具备强大的“战略定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创造新的伟大历史。